每当我们由陈寅恪而追念陈三立、陈宝箴，由俞平伯而溯至俞陛云、俞樾，或由梁启超而谈到梁思成、梁思永时，心中总会不期而然地涌起一种文化幽情。在他们背后，不仅有“家”的含义，有学术文化“底蕴”，而且存在着杰出的学者、文化人个体与家族群体和时代文化关联着的历史。于是，一个概念在我们心中形成，即“文化名门世家”。
与那些政治上的豪门和经济上的大族不同，“文化名门世家”的崛起、发展，虽与社会政治往往有程度不同的关系，但却主要以其在文化学术方面的活动、成就、特色或影响而卓然自立、名家辈出、享誉后世。简言之，它们主要靠文化学术事业而传世，而非赖政治和经济影响而立名。
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，名门望族与社会、政治和文化的关系，一直为史家所看重。但相对于政治史上的豪门和商业史上的巨族而言，对于文化学术方面的名门世家，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文化名门世家有意识地进行整体把握和专题研讨，给以关注，加以凸显，则似乎还很显不足。说它尚属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史领地，大概并不为过。
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，文化学术方面的世家名门可谓屡见不鲜。如东汉著名史学世家班氏（班彪、班固、班昭）家族，宋代著名文学世家苏氏（苏洵、苏东坡、苏辙）家族，明清之际的学术世家万氏（万泰、万斯同、万经）家族，清代朴学世家王氏（王安国、王念孙、王引之）家族等等，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它们在中国古代辉煌的文化学术史上闪耀着别样的光辉，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。陈寅恪先生在其中古史研究中，就曾强调指出：“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”（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9页），这对我们认识名门世家与中国文化史的关系，不乏启发意义。
事实上，抉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学术名门进行专门考察，除了能更好地认识那些成就非凡的文化名人、他们的文化贡献及其所涉及的文化领域之外，还能有助于了解其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时尚。因为他们人非一人，代非一代，彼此既相互影响，所涉文化范围又较广，时间跨度也较长。以明末清初为例。考察此期学术思潮、社会心理和士林风气的演变，浙江?县万氏家族就是一个极佳的个案。文人学者万泰，他的八个儿子即“万氏八龙”（史学家万斯同，经学家万斯大、万斯祯，诗人和书法家万斯备等），孙子万言、万经等，都是当时很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化人。通过整体透视他们的文化学术生涯，对于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心态及其在文化学术上的投影，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乃至以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等现象，都将会有更加真切、生动和具体的了解，特别是对它们彼此之间复杂联系的认识。遗憾的是，我们至今仍然见不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专题著作。
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到晚清以来的文化界，同样会发现，在一个个熟悉的、响亮的名字背后，往往也存在着值得重视的家族文化纽带。这种背景就像一根根银线，把一个个耀眼的文化明星和学术巨子们贯穿起来。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那几家之外，像建德周氏（周叔迦、周一良和周绍良），无锡二钱氏（钱穆、钱三强；钱基博、钱钟书），以及刘师培家族，张东荪、张尔田家族，叶恭绰、叶公超家族等等，都无不是群星闪耀、学术文化底蕴深厚的世家名门。一百多年以来，中国由清朝而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在向世界开放和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，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变，因此这一时期每一个世家名门家庭关系的演化，家风门风的形成、传递，乃至每个成员文化学术道路的选择等，便自然打上时代的烙印，凝聚着不同于往古的更加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。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文化，经历着从传统的家学渊源、私家授徒到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术传承的转换；经历着从读书做官、科举入仕的传统士大夫学人到现代职业学者和新型文化人（如记者、作家、编辑、出版家等）的转换；经历着从旧式文化学养和学术视野到融合中外、学贯中西的转换，以及一系列人生、社会和学术价值观念的转换。这些转换在各个名门世家里是如何实现的？他们形成或受到过何种独特的家族传统或文化精神的影响，这些家族传统和文化精神对于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，又具有怎样的意义？诸如此类，都是引人深思、值得探究的问题。
我们欣赏梁启超家族文化学人的达观进取、博采创新的风范；也为义宁陈家诸大师的忧郁而凝重、精深而固执的气质所吸引。这里的确是一片丰富多彩的世界。具体考察这个世界里的各个文化名门世家，无异于为透视和了解近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，寻找到一个个有趣的窗口。透过这些窗口，人们可以领略文化名人与学术巨子的人生风采、文化品格、学术追求和治学方法，可以增进有关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知识，可以总结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，乃至获取关于家庭教育的有益启示。因此，“近代以来的文化名门世家”又可能是一个具有广泛阅读面的雅俗共赏的题目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课题本身的涵量，它究竟能“现化”到何种程度，尚取决于耕耘者们的“开掘”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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